集中教育公共收益职业,一丹奖是为着拓展教育

2019-09-21 05:49 来源:未知

2016年5月下旬,中国企业家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宣布捐资25亿港币,设立以自己命名的“一丹奖”,用于奖励在全球范围内在教育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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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5月20日讯 今日,记者于陈一丹基金会确认,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再次捐赠腾讯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已于去年完成捐赠流程并成立慈善信托。该信息是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期间陈一丹公益分享时透露。据统计,陈一丹公益慈善捐赠总额已近百亿港币。

从金额看,它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规模教育类慈善奖金:陈一丹捐出了相当于3.2亿美元的奖金本金,由设在香港的独立慈善信托基金管理。该奖每年颁发“一丹教育研究奖”及“一丹教育发展奖”两个奖项,各自价值3000万港币,其中一半用于奖励获奖者个人,一半用于资助其研究和项目运作。世界范围内,在奖金数额方面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包括英国瓦尔基基金会“全球教师奖” ;以及卡塔尔基金会资助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教育奖。后两者已经赢得相当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媒体报道中都有“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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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5岁的广东潮阳人陈一丹,远非教育慈善领域的新人。他是腾讯CEO马化腾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曾经担任腾讯公司首席行政官多年,直到2013年卸任该职位,淡出公司运营。自从2006年在腾讯内部策划建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后,他将大量个人精力和财力投入慈善,在捐助教育方面尤其慷慨。本金25亿港币的一丹奖,并不是他在教育慈善方面最大笔的投入。他在2009年建立私立大学武汉学院,首期投资20亿人民币,并承诺将它办成一所非营利大学。他还在2013年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通过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资5000万元,创办“公立非公办”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陈一丹在发言中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坚信的领域身体力行”)

首届一丹奖获奖者将于2017年9月公布。已经在国内拥有丰富捐资助学经验的陈一丹,能否如愿为这个奖项树立全球影响力,实现“跨越国界传播先进教育理念”的初衷?一丹奖的管理者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今年5-6月间,我在香港与陈一丹和一丹奖全球顾问委员会召集人、香港着名教育家程介明分别对话,请教他们对这些话题的看法。以下是对话节选。

陈一丹是中国互联网公益领创者及著名教育慈善家,他于2016年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最大规模教育奖一丹奖。“在一丹奖的探索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全球包括中国的提名名单,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可以为中国做更多具体的事了,希望能让中国教育在全球对话交流中得到更大的推动,所以在去年我再次决定做了一笔捐赠。”

陈一丹 腾讯公司联合创始人、一丹奖创始人

陈一丹此前曾多次表示,“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教育也是使人向善、向上的根本力量。据介绍,这笔巨额捐赠将专注于支持教育公益事业。

FT中文网:从你本人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经历看,设立这个奖金背后是否体现了对中国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一种期待?

在这笔捐赠的推动下,陈一丹基金会成为一家专注于教育的公益机构,立足于“深耕教育研究、推进教育实践、倡导终身学习”这一使命,聚焦推动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表示,该笔捐赠未来用途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推进全球优质教育项目的有效对接,包括一丹奖的获奖项目和提名项目的对接,尤其是在中国的落地;二是继续支持对中国教育发展及中国教育创新有开拓意义的项目,探索普适的模式,包括对公益民办大学武汉学院的继续支持。

陈一丹:我父亲是高考中断之前那一代大学生。我本人也是公办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过去30年,中国教育体系从很薄弱的基础开始,满足了作为民生权利的教育需求,并且在很多层面取得成就。这是个巨大的贡献。教育是最复杂的体系,能做到满足民众对教育资源的需求,非常不容易。

陈一丹基金会负责人还表示,在科技浪潮之下,更需要让教育关注人,让人们找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成就为更好的自己。因此,倡导终身学习观念,鼓励与之相关教育创新与实践也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基金会将投入资金支持学习社区建设,与伙伴及公众共同探索、共同创造新的学习模式。

但是未来也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是按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建立的;而未来是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需求,新技术如何融入育人工作,这些是各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中国教育仍旧底子很薄,并且存在各种问题,例如留守儿童问题,公平性问题等等。

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教育界诺贝尔奖”的一丹奖,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目前第三届评选也接近完成。对于外界关心的落地推广话题,陈一丹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与一丹奖基金会共同合作推进一丹奖优质项目的有效对接,尤其关注真正能服务中国社会需要、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有效落地,不追求数量和速度,优先关注质量,对接效果。

未来对教育的投入,公立资源仍旧是要占主要部分。投入比例应该到多大?在公立资源基础上,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是否应该放更多自主权给学校本身?公办教育对监管者和学校自身的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一丹1998年和马化腾等人一起创办腾讯公司,2013年宣布卸任,全力投身公益事业,专注于教育公益。其在教育界的探索完整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研究前沿,包括分两期捐赠20亿人民币举办武汉学院,2016年捐赠25亿港币设立“一丹奖”,带领腾讯基金会与政府合办公立非公办改革学校——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并在2018年捐资1亿支持创办西湖大学,2019年支持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发展的一系列项目。

另外一方面,政策应该鼓励更多私立或民办力量参与教育,扮演更加丰富的角色。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的参与。我们的经验可以给其他很多国家参考,我们也可以参考别人。而理念的传播还是要聚焦到具体的事情。

慈善研究专家表示,陈一丹的一系列巨额捐赠不仅是聚焦公益力量办学,提升教育水平、培养人才,还把财富转化成国家和社会的软实力,这将有力带动社会各界投身慈善公益,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丹奖获奖者的成功经验可以激发全球性的探讨,不是为了比较,而是为了互相学习,一起参与。我们每年会做一个教育发展趋势的报告(编者注:一丹奖创始之初,陈一丹委托经济学人信息社EIU撰写了《全球教育至2030年发展报告》),关注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趋势。

FT中文网:教育是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他们面临着很多具体而敏感的问题,比如升学竞争、学区房、异地就学权、学校食品安全、学生人身安全等等,一丹奖的理念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点太崇高了。如果有人质疑,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来帮普通中国人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怎样回答?

陈一丹: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家长对孩子都是无条件的爱,教育与他们息息相关。但是,教育除了要争取,还需要去建设。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到的教育条件,也是国家不断的投入和一代代前人努力的成果。

教育是个永无止境的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但对于个体来说,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的一切。从平衡的角度来看,每个个体就应该做好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做教育公益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家长参与到学校的活动中,给学校做贡献。我觉得他们跟那些捐很多钱的人发心都是一样的——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

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和可提升的空间,有的问题当时可以解决,有的一时解决不了... 解决它的理念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好的案例,对全人类有贡献的成就,真的值得设这样一个奖项来奖励。我自己的理解是,教育理念是属于全人类、全社会的。对我而言,可能是最好的推广教育理念的方式,所以我就去做了。我们碰上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我手里恰恰有这样的资源,我又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献给教育呗。

FT中文网:你为设立一丹奖所聘请的智囊团和奖项评审、管理团队包括国际一流教育家、科学家和联合国前高官。有这样的明星团队,一丹奖的管理成本恐怕很高。与“给大学捐楼”和“捐资设立奖学金”等其他慈善捐助形式的成本相比,您对这个成本怎么看?

陈一丹:一丹奖基金会只做这一件事。为了实现可持续性,我们在香港按税务条例第88条款设立信托,由投资委员会投资产生收益,每年经过审计,将资金支付给设在香港的基金会,支付成本和奖金等费用。经过计算,这个资金池需要25亿,所以我就拿出了25亿。从钱打进去的第一天,就跟我无关了,我就无权过问了。

我们在建立一丹奖团队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这些教育投入者,他们真的让人非常敬佩和感动。他们不是为了钱来的,而是为了教育热心参与。他们不但自己无私付出,提供大量建议,还推荐其他人参与。所以成本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

FT中文网:你会不会考虑效仿美国的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富豪那样,做出公开承诺,在有生之年将自己个人财富的一定比例捐赠给慈善事业?

陈一丹:美国的慈善事业有长期历史发展和文化基因,慈善公益理念贯穿到各个领域。美国的税务法律也对慈善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这些慈善活动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中国公益慈善是在最近十几年得到蓬勃发展,但中国有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每个人身上都有慈善的根和种子。中国慈善事业会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现状以及个人价值的成长而发展。今年中国还通过了《慈善法》,公益慈善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个巨大的进步。在慈善方面,每个个体会有不同选择,但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共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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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明 香港教育家、香港大学前副校长

FT中文网:您是如何接触到陈一丹先生及一丹奖的?为什么会同意出任一丹奖的全球顾问委员会召集人?

程介明:我接触陈一丹先生是在不到一年前,在那之前可以说是素未谋面。他的同事接触我,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才与一丹先生见了面。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有点觉得义不容辞。我当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既然是全球性的奖项,就应该有国际视野;而国际视野的构建,最好就是邀请一班国际上着名的教育工作者。我建议的人士,都是在国际机构负责或者负责过主要职务,又或者经常在各国间做研究,而有富有盛名的。幸亏,我所提议的人士,都一口答应。至于“召集人”,那是后来加给我的职衔,我觉得也可以让我担当一丹基金与国际人士的桥梁。

FT中文网:香港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多有慷慨捐助教育的传统——比如邵逸夫、李嘉诚、陈启宗等。与他们相比,您认为陈一丹先生和一丹奖有何共通及独特之处?

程介明:我在退休之前,曾经长期为香港大学作筹款工作。香港对于教育的捐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济贫”,例如向中国贫困地区或者发展中国家捐赠,让更多的学童接受教育,又或者向大学生捐赠助学金。第二类是“扶强”,是与成功的高等院校结成伙伴,让她们的研究或者教学更上一层楼,典型的是支持尖端的科研,又或者支持学生海外交流或者创业。第三类是“树优”,让教育里面成功的例子得到承认、赞许、发扬,也就是类似诺贝尔奖的荣誉。中东卡塔尔基金的WISE奖,属于近年新起的教育奖,其他如世界数学会,每两年也有一项数学教育奖。一丹奖,属于第三类。也是对贡献杰出者,给予赞许、鼓励与荣誉。不过一丹奖还加上后续的奖金,期望更大的贡献。

FT中文网:一丹奖与全球范围其他人文、教育类奖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将会是什么?

程介明:与其他的奖项最大的不同,是除了给予得奖者荣誉和奖金以外,还另外加一份奖金,申明须用以发展原有的努力或者项目。也就是说,这个奖项不止于认许得奖者过去的成就,还期望得奖者运用后一部分奖金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丹奖的目标很大,也因此操作不太容易。首先,教育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体,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有数不清的方向和前沿,一丹奖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目标,逐年锁定自己的重点,否则,甄选的时候就会难以比较评估,而愿意接受提名的人士也会感到困惑。其次,提名的过程、甄选的过程,也会遇到不少疑难的问题,往往不容易事先能够预测。第三,得奖者得到的第二部分奖金,即用以继续发挥其优秀者,须要得到跟进与监察;但是具体做起来很不容易。

FT中文网:您对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有深入了解,对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也多有深刻分析。一丹奖的设立对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程介明:就我所知,一丹奖的设立,是全球性的考虑,并没有刻意影响中国的教育。所以以上的问题不容易有答案。不过,可以想像,因为陈一丹是中国人,一丹奖必然会引起中国内地特别的注意。将来一丹奖花落谁家,必然会刺激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甚至因此对于社会上盛行的教育观念,有一定的冲击。

FT中文网:一丹奖是否会激励其他出身自中国大陆的新兴企业家大规模捐助教育,形成一种新的慈善风尚?

程介明: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无法轻易回答。我的估计,短期内也许不会马上引起捐赠风尚的革命,因为教育方面的捐赠,还会受着许多其他因素的制肘。然而,一丹奖的设立,从长远来说,必然会在内地企业家之中,引起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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